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大批持学生签证的中国人离开了爱尔兰，因为他们通过兼职打工所获得的微薄收入已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爱尔兰公立大学的非欧盟学生学费，在1万-2万欧元/年，学生公寓单人间价格约为500-600欧元/月，校外私人合租房屋单人间价格约为300-600欧元/月）。2016年的全爱人口普查结果为，在爱尔兰的中国人总数在过去几年中会降低。到2016年，共有9575名中国公民居住在爱尔兰——比2011年减少了12％。

  有趣的是，当移民被社会以学历、职业、收入、合法居留身份等标准划分为不同群体的同时，他们也倾向于按照籍贯、习俗、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标准做自我分类。例如，来自英国和亚洲其他几个国家的华人移民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有时会将自己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也倾向于进一步将自己划分进不同的圈子。来自福建的移民和来自东北的移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对他们来说，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差异是阻碍这两个群体间相互交流、沟通和融合的重要因素。

  福建移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主要移民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与之不同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大陆别的地方的移民才开始迈出国门。受访者们的描述反映了这些差异。受访者C的经历证明了福建移民传统的延续性：

  “在我的家乡福建福清，移民到发达国家是一个传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是首选目的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就通过种种途径前往这些国家，在中餐馆打工。那些选择留在福清的年轻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西方国家工作的人总是把钱寄回家，在村子里盖大房子……老年人会说“勤快人出国，懒人家里蹲”之类的话。”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出国务工在侨乡福清已成为一种传统。然而，中国别的地方的人更倾向于先评估移民的具体优缺点、成本和收益，再做是否移民的决定。在这种计算中，需要证明个体和家庭所承担的风险是合理可控的，收益是确定的。在科克市一家酒店工作的受访者Z回忆：

  我成绩不好，所以中学毕业后，就去沈阳的一所职业学校学习酒店管理。2003年，我通过中介申请签证来到爱尔兰，开始在科克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我很喜欢我在爱尔兰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我并不富有，但我对我的收入还算满意（注：全职酒店服务员税后月薪约在1200欧元左右）。在这一个国家里，没有激烈的竞争，贫富差距也不大。而在沈阳，酒店服务员的月薪只有300欧元左右。你靠那种薪水只能勉强糊口。我觉得与在中国的同学相比，我是幸运的。”

  “我在北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的妻子在中国东部的另一个城市工作，所以我们不得已长期分居。我们移民到爱尔兰后，虽然我的妻子因为有关规定法律规定不能工作，但我的薪水可以养活一家人。爱尔兰没有空气污染，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这里人口少，人均占有资源多，我女儿不需要再面对中国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及升学个就业压力。我们现在还计划生第二个孩子。

  移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观念和态度，也关系到他们解决各类困难的能力和对风险的规避能力。对于来自福建和其他有着相似移民传统的地区的人来说，他们的社交网络通常是通过亲友关系搭建的。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往往会首先寻求亲友的帮追。同样，中国移民也倾向于与中国同事或邻居建立朋友关系，互相帮助。

  但是，由于移民的工作、居所等往往存在比较大的不稳定性，导致这种人际关系网变得异常松散、脆弱。大部分中国移民往往都只能靠自己默默打拼，很难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因此他们也更加容易遭受贫穷和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分类和自我分类方面，学生群体与工作人口有本质上的区别。由于生活环境和方式较为一致，所以学生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前面提到的中国移民群体那样明显。

  另一个有着特殊自我身份认同的群体是在爱尔兰长大的中国移民后裔，他们的身份是华裔爱尔兰人。在这种模棱两可，有时又相互作用的双重身份下，他们往往将自己归类为即不同于中国新移民，又不同于爱尔兰本地人的特殊群体。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移民具有相同的族裔身份，但这个群体又被社会和其内部成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划分为为多个子群体。因此，爱尔兰社会，尤其是移民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中国移民的历史和这一群体的多样性，从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来认识他们。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多在族裔关系的大背景下讨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族裔边界是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根据相关领域学者，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的观点，这些边界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是具有工具性的和象征性的，模糊的和动态的，因此总是在经历谈判和重新构建。然而，大多数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都将这种边界定义为同质的，简单化的，统一的“中国人Chinese”身份，倾向于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忽略了其动态属性和多样性。

  如前文所述，抽象的华人身份概念其实就是由众多子群体组合而成的。在2011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有近1.8万名受访的人选择了“中国裔或中国文化背景”，其中近1.1万人将自己视为中国公民。显然，对于来自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的族群身份并不单是由国籍来界定的，而更多的是由语言、饮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特质决定。

  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人移民对“中国人”这一民族身份的认同有不一样的态度。例如，在香港出生的英籍华裔受访者B在谈到中国时，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很穷。当时海外华人时长会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我感受到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让我感觉到很自豪。”

  2008年4月12日，上千名爱尔兰华人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支持北京奥运的活动

  然而，部分华人移民也会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与“中国人”身份划清界限。自2015年由港独团体发起“占中”运动以来，这一点变得更明显。正如香港籍受访者G所述：

  “老实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中国人。香港与中国完全不同。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香港被英国移交给中国后，香港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中国游客不尊重香港的文化和法律。他们冲进香港，大量购买婴儿配方奶粉，清空商场货架。本地的小型商店和餐馆被迫关闭，让位于奢侈品连锁店。中国孕妇大量涌入香港医院生孩子，使她们的子女能取得香港公民身份。这导致医院的产科床位短缺。中国投资者还推高了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使普通百姓的生活很艰难。现在中国想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香港人正在失去自由。”

  在社会融入方面，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中国移民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语言能力是他们融入爱尔兰社会的关键障碍。正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爱尔兰的受访者H所述：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我们很难融入爱尔兰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中国朋友和亲戚包围的小圈子里。我们不知道外面的爱尔兰社会正在发生啥。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爱尔兰朋友，但我们仍就感到被孤立在爱尔兰社会之外。经过这么多年，语言障碍任旧存在。我的英语只适合用于日常生活，不能和爱尔兰人进行深入交流。例如，我只能听懂校长在我女儿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一小部分。我想和其他父母一块儿聊天，但我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谈话。”

  受访者们还指出了因对爱尔兰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不足所产生的障碍。这些障碍往往会影响到中国移民与当地人做沟通和交流的范围和深度。受访者Q是一个企业的白领。他解释道：

  “对我来说，当我和爱尔兰朋友聊天时，并没有一点语言障碍……但是，当他们开始谈论有关爱尔兰的东西，例如GAA (译者注: GAA，即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盖尔运动协会的缩写，一个推广爱尔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组织)，我就很难跟上了。即使我专门学习过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史，我对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整晚都在谈论共济会。虽然我能在语言这个层面上完全听懂他们的对话，但我不懂其中的内容，根本插不上话 (Freemasonry，欧洲的一个秘密组织，在阴谋论中常被认为势力极大，企图控制世界)。这就像一个爱尔兰人坐在一群中国人旁边，而他们正在谈论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拥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中国移民往往比普通体力劳动者更容易融入爱尔兰社会。后者大部分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并大多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中国圈”中。他们上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薪资水平低，且很少有时间参加娱乐、休闲和社交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挣钱，并把积蓄寄回中国，资助家人。受访者S是来自都柏林一家中餐馆的厨师。他的访谈记录揭示了中国移民的艰辛，他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为家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敬佩：

  “我以前在家乡做厨师。爱尔兰的薪水比中国高得多，所以我从2006年通过中介来到爱尔兰工作，这样我可以省下更多的钱，把它投资到我孩子的教育上。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国内上大学。他们要钱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爱尔兰的生活并不轻松。我和同事合住一个小房间。我的社交圈很小。我的朋友基本都是在这家餐馆里工作的中国同事。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会说英语。我既‘聋’又‘哑’又‘瞎’，我不知道外面的爱尔兰社会正在发生啥。我的计划是在爱尔兰再工作几年，然后回到中国与我的家人团聚。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苦尽甘来’。”

  享受较高薪酬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语言，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他们也更积极主动地融入爱尔兰社会。但是，这一群体也可能在此过程中经历更多的压力和身份焦虑。前文提到的受访者B描述了他对香港/中国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并解释了背后的原因：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着父母移民到了英国。我是所谓的第二代华人。我在英国长大，我的母语是英语和汉语。我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到爱尔兰，并在这里建立了我的家庭。但是当我走在大街上，人们会认为我是英国人或者爱尔兰人吗？当然不会。在机场，边检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反复检查我的英国护照。为什么？因为我从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像西方人。对我来说，护照只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与我的民族身份无关……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这是个事实。我也教育我的孩子们认清这个事实。他们是第三代海外华人。我不想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困惑。”

  受访者E来自内蒙古。他大学毕业后于2002年来到爱尔兰，在一所私立英语学校学习了两年。在那之后，他在当地的体育俱乐部找到了一份教练工作，然后在爱尔兰建立了家庭。他在社会融入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些许困惑：

  “我的家在这里，爱尔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妻子是爱尔兰人，我的两个孩子也是爱尔兰人。我有时想干脆换成爱尔兰国籍，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保留我的中国国籍…… 在融入方面，语言对我来说不是障碍，但中国文化与爱尔兰文化太不一样了——思维方法和交流方式都是如此的不同。是的，你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融入爱尔兰社会，但是完全的融入是不可能的。”

  受访者B和受访者E的看法表明，作为更有能力和选择权的高技能移民，专业技术人员往往会出于实用性和别的方面的考虑而积极地融入爱尔兰社会。但因为族裔体貌特征（Ethnic Profile），文化背景和情感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仍然感到与爱尔兰主流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身份认同方面，在爱尔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很大的区别。正如Nicola Yau指出的，第二代移民不是移民，而是移民的产物。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少数派，他们拥有双重身份。由于爱尔兰人（高加索/欧罗巴人种）定义的限制性和收到被社会边缘化的压力，第二代中国移民常常被迫将自己定义为中国人。换而言之，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社会，都不把他们视为“真正的爱尔兰人“（True Irish）”。

  在此背景下，一种折中的身份，即“爱尔兰华裔”，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丈夫移民爱尔兰的受访者F谈到了她的子女所经历的困惑。这表明，接受折中的身份仍同是第二代移民在成长过程中找到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他们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找到的答案：

  “我有三个孩子。他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爱尔兰出生。当他们小时候会感觉自己是爱尔兰人。但是当他们在街上遇到陌生人时，人们会说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时不时地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感到不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肯承认他们是爱尔兰人。但现在他们已不再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了。他们会向人们解释他们是在爱尔兰出生的中国人。”

  中国学生不太也许会出现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内已形成。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些年轻人倾向于与中国同学和朋友一起度过业余时间。他们通常更喜欢“中国式”的休闲活动，比如聚餐，打篮球、玩桌游，而不是参加爱尔兰流行的聚会活动，例如去酒吧和夜店。正如受访者Y所述：

  “我曾经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室友是爱尔兰和美国学生。他们喜欢在晚上去酒吧。我知道在爱尔兰，酒吧文化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喜欢喝酒。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尤其是女生，也不喜欢喝酒。然而，如果他们邀请我，我就很难说“不”。由于不胜酒力，几个月后我就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开始和几个中国同学合租房子。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一次宴会，每个人贡献一道菜。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享受来自中国各地的传统美食。我们在聚会时聊天，并分享我们在爱尔兰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这很有趣。”

  经济不宽裕被认为是中国学生融入爱尔兰社会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正如受访者G所解释的：

  “我有好几个爱尔兰朋友，但要融入爱尔兰社会真的太贵了。酒吧是爱尔兰人的主要社交场所。过去，我的爱尔兰朋友总是很喜欢邀请我一块儿出去喝酒，但通常我会拒绝，因为我确实无力负担！酒吧里的啤酒一杯要5欧元。而我每周只有30-40欧元的伙食费！我不能每次都加入他们去白吃白喝吧？按爱尔兰的习俗，在酒吧里朋友之间得轮流买酒请大家，一轮酒就要花几十欧。。。在我数次拒绝他们的邀请后，就没人再请我去喝酒了。我的一些爱尔兰朋友认为我是个书呆子，是个对社交感到恐惧的宅男，这让我感到很尴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

  喜欢待在“中国圈”中似乎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共同表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在爱尔兰学习和生活的临时性和流动性，积极融入爱尔兰社会既不实际也不经济。如前文所述，出于移民政策、工作机会和家庭责任等各方面的考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毕业后都选择回国发展。一些中国学生则把爱尔兰当做是移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国家的跳板。相比爱尔兰，这些国家领土面积大，工作机会多，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华人族群规模也足够大。受访者W说：

  “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我决定来爱尔兰科克大学学习国际商务。我父母很支持我。在上海，中产阶级家庭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很流行的。爱尔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生活水平相当高。但是爱尔兰太小，不是一个适合移民的国家。毕业后，我需要拿到工作许可证才能留在爱尔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正在申请一所加拿大学校的博士学位。加拿大一直欢迎年轻的海外移民，那里的中国人也很多。我的长远计划是获得博士学位，在加拿大找个工作，安定下来，然后把我的父母也接过去生活。”

  简而言之，第二代华人移民似乎被自我身份怀疑和被边缘化的忧虑所困扰，但他们往往会选择接受即非中国人又非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华裔”身份。相反，在爱尔兰短期居留的中国留学生则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扰，但他们多游走于主流社会的边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爱尔兰已经从一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群体成长为一个较大的族群。同时，爱尔兰已经由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家转变为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开始接纳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外国移民。这一转变为爱尔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海外中国移民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议题。本文希望引起人们对中国移民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生活和心理健康状态的长期研究。这类研究将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未来的研究人能追踪调查各类中国移民群体及其后代的社会流动情况、身份认同感以及社会融合程度，为移民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制定者提供支持。